对于一位就诊的精神疾病患者(精神病人十知道)

澎湃新闻 1444 4662

澎湃新闻记者 朱莹

刘文辉(化名)的病房里,有个很会画画的老爷爷。

他有本漂亮的画册,画着鱼、房子和人。每次刘文辉去查房,老爷爷都拉着他,要把画册送给他,说“谢谢医生,谢谢你的救命之恩。”

还有一些病人会给医生写信,虽然从精神科的角度来说,写信是疾病的表现,但是信里的话,“真的很暖心。”

4月1日起,刘文辉所在的上海某精神卫生中心进入“封闭管理”,大部分医护都住在医院,睡沙发、打地铺,或者睡在走廊。而精神科病房里的90个病人,有不少是60岁以上的老人,大多患有精神分裂症,长期住院。

医护们回不了家,病人们也回不了家,艰难时期,医患间有种惺惺相惜的情谊,“像朋友一样。”

这些年,刘文辉都在做精神疾病的科普,希望破除社会偏见。还有一些更现实的问题横在病人面前:财产被侵占,被家人遗弃,刘文辉帮不少病人维过权。

前段时间,刘文辉轮休回家,费了些周折才进家门。而更波折的,是精神病人回家的最后一米。

【以下为刘文辉的自述】

疫情时期的精神病房

4月21号那天,我跟家里人说,过几天可能会轮休,回家休息几天。

居委会上门发抗原试剂的时候,家里人就跟他们说了。结果中午,我就接到居委会电话,建议我不要回去,继续待在医院。

我一听,整个人有些不舒服:我们在一线工作这么长时间,难得有个休息的机会回家照顾下孩子。市里没有任何文件要求一线人员不能回家,但是每个小区在执行的时候尺度把握不一。

我们居委会管好几个小区,其他小区里也有我的同事,他们那边的小区就没有说不能回家。有一个同事还说,居委会的人跟他说,欢迎他回家,只要提供单位出具的工作证明以及证明自己是安全的就行。

3月中旬,我们小区封控过,当时我每天拿着返岗证明,还能出来。跟我一个小区的同事,有时就出不来。

我妻子是社区医院的医生,她有同事也遇到过类似情况。

我也有好多同事因为小区封控,不能来医院。我们医院4月1号开始封闭管理,大部分职工都住在医院,睡办公室沙发、行军床,或者搭个简易的床、床垫铺地上,还有的睡走廊上。

因为是精神病院,抽调出去支援的比较少,只有1/5左右,其他综合医院可能会多一些。

这段时间,医院门急诊一直开着,每天都有病人入院。

2020年疫情开始,我们医院就设置了隔离病房,专门接收隔离点送过来的病人。3月中旬上海疫情严重后,医院又新设置了一个封控病房,专门接收各个封控小区的病人,进行集中管理。封控病房有一栋楼,十几个房间,能收三四十个病人。有20来个从各科室抽调的医护。

早期,病人来医院只看绿码,疫情严重之后开始查核酸,没有核酸的话就测抗原,在医院做核酸,再办住院。现在不管有没有核酸报告,医院都会收治。

核酸只能代表一个即刻的状态,病人万一处在潜伏期或者怎么样,这个风险很难把握。2月底的时候,我们医院就有门诊病人第二天确诊阳性,医院成了密接,按照要求闭环管理两天。

建了封控病房后,新入院的病人集中收到封控病房。经过14天的观察,核酸一直阴性的,转到普通病房,阳性的,转到隔离病房。

我身边有一些医护,感染后经过治疗,好了以后回岗位继续工作。这段时间,我们医院急诊的病人比平时少一些,因为精神疾病的话,没有直接危及到生命,很多能缓就缓了。

家里想方设法送到医院的,都是病情特别严重的:有些是威胁到自己,比如一些抑郁症病人想自杀,抢救过很多次;还有的连续几个星期没有好好吃饭、睡觉的;有些是威胁到他人,情绪不稳定,肇事肇祸,危害公共安全……形形色色的都有。其中,一半以上是抑郁症发作住院的。

“这种朝夕相处,让我们像朋友一样”

我所在的病房有90个病人,精神分裂症病人居多,也有老年痴呆,抑郁症等。

他们平均年龄60岁以上,年龄最大的80多岁,最小的不到20岁,大部分都是长期住院,因为病情、家庭、经济或者其他原因,出不了院,只能一直待在这里。最久的住了四五十年。

以前,病人们可以在活动室打牌、下棋、看电视,自由活动,还有各种各样的康复治疗和心理治疗活动。

现在由于疫情原因,4月中旬开始,病房实行“气泡”式管理,减少人员聚集。病人不能随意走动,只能在病房里打打牌、聊聊天、看看书,他们也没办法了解外面的信息,都是我们查房的时候将这些信息带给他们。

家属不能探视,视频会客也没办法弄。病人有什么要求或者有事要跟家里沟通的话,我们会帮他们去沟通。

我是我们病房的负责人,手底下4个医生,有的封控在家,有的去支援封控病房,就剩我一个人管整个病房。13个护士,3个出去支援了,剩下10个,分成三班,工作时间跟平时差不多。

我每天24小时“待机”,上午和下午都要查房,其他大部分时间就写病历,跟病人家属沟通,还有一些文书工作,处理病人的突发情况。

精神科病房里,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突发状况。特别是老年病人,躯体疾病比较多,像感冒发烧、血压高、血糖高这些,或者心梗需要抢救,都是我们自己处理;处理不了的,联系“120”转运到综合医院治疗。

3月份的时候,病房里有一个老人突发心梗,他之前几次心梗都救过来了,这次抢救了个把小时,没救过来,后来医院帮忙协调他家属过来办理后事。

我们精神科的工作人员有一个“挨打费”——新病人刚来的时候,可能会有一些激烈、冲动的表现,我们肯定要上前制止、去保护,可能会受到一些皮外伤。我每年都会被一些病人弄伤。不过大部分病人经过治疗后,病情很快就缓解了。

这段时间,住院病人们的情绪大部分比较稳定,都能配合治疗。那些长期住院的老人,对外面发生的事情比较淡漠,不怎么关心。

一些新入院的年轻病人会有些焦急,问疫情什么时候能好,什么时候才能回家。我就安抚他们,等疫情控制下来,就可以安排出院,让他们看到希望。

有的担心会被感染。我会跟他讲,医院里很安全,我们会陪着你、保护你,让他们打消顾虑。到现在,我们病房还没有人员感染,所有人隔天做一次核酸。

很多人一谈到精神病人,都觉得很恐怖,其实是对他们缺少了解。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非常少,他只要经过治疗以后,病情稳定下来,就是一个正常人,甚至比正常人还要可爱。

他们的思想很单纯,没那么多复杂的想法。要求他们只能待在病房里,都戴好口罩,所有人就都像小朋友一样,不跨过门口那条线,都出奇的配合。

一些病人还会给医生写信。虽然从精神科的角度来说,写信是疾病的表现,说明他的症状还没有完全好,但是信里那些感谢的话,真的很暖心。

有个70多岁的老爷爷,在这里住了很多年。他身体不大好,经常发烧、咳痰,抢救过好几次。老人很会画画,他有一本画册,上面画了鱼、房子还有人,很漂亮。

每次我去查房的时候,他都会说“谢谢医生,谢谢你的救命之恩”,要把画册送给我。我婉言谢绝了,他就一直要送。

《神仙的地毯》,“600号画廊”展出作品。资料图,图文无关。

这种朝夕相处,让我们跟病人之间像朋友一样。

有个十七八岁的小朋友,天天跟我说,我要吃肯德基、麦当劳,我想吃麻辣烫。我只能笑笑,这个我们也解决不了。

最近,病房里有两个病人要出院。他们住了一两个月,病情已经稳定了。之前因为疫情严重,跟他们协商,暂时先不出去,现在稍微好转些了,家属也能过来接,就给他们安排。

为了减少病人家属在医院滞留的时间和接触人员的时间,我们精简了一些手续,办出院手续、配药这些,都是我们工作人员先期帮他们做了。家属只需要缴个费、签个字就可以了。

“医生,我该怎么办?”

这段时间,每天有很多老病人给我打电话或者发消息,问医院什么时候开诊,药没了怎么办。

精神科病人很多需要长期吃药,以前都是两周配一次,一旦停药,可能会出现睡眠不好、焦虑、烦躁等反应,疾病复发的风险会成倍增加,所以他们都很紧张。

我会根据他们的需求,提供一些就医信息。如果是上海市内的病人,大部分医院门诊都是开着的,可以自己、家属或者找小区的志愿者,出门到就近的医院配药。现在常见的一些药物,医院都可以买到,只有少数特殊的限制类药品,要到指定医院配。我们医院的配药门诊也一直开放,很多家属不知道,以为医院也关了。

另外,最近有了快递小哥,京东或者网上药房也可以试试,配药途径更多元化了。如果是外地的病人,很多医院都有互联网问诊平台,可以在上面咨询、复诊,大部分药全国各地都能买到,不一定要在上海买。

2022年4月18日,上海长宁区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,社区志愿者在整理配药信息。资料图。

病人到社区医院或者综合医院配精神类药品,医生只能开3天到5天的处方量。在我们精神科的话,这些属于常规药物,可以根据病人情况,一次开两个星期甚至一个月的。所以一些年纪大的病人,习惯了一次买一个月甚至更久时间的药,就不愿意去社区医院配。

还有一些老人吃的助眠药物,比如有一个叫氯硝西泮的,是精神科最常见的用药之一,很便宜。今年绝大部分医院都缺货,我们医院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,也进不到。很多长期使用的患者就抱怨买不到,我们也很无奈。

也有一些封在家里的病人打电话说,病情反复了,想住院。我只能电话里给他们进行简单的问诊。

我一般会建议他们先尽量调整药物,实在想住院的话,就通过防疫部门去联系医院,到医院后先看门诊,让医生评估下病情。一般能够配合看门诊的病人,大部分症状都还能够控制住。

大部分病人找我,打一两次电话,问题就解决了。也有个病人的妈妈给我打了几十次。她儿子十八九岁,得精神分裂症好几年了,之前到我这边看过门诊。这段时间在家,孩子没有好好吃药,病情恶化出现了幻觉,把爸妈都打伤了。

他爸妈在家提心吊胆的,哭着打电话问我,“医生,我该怎么办?”

之前3月初的时候,我就跟她讲,孩子可能偷偷把药吐掉了。她说没有,肯定吃药了的。后来发现确实是把药吐掉了,然后孩子就越来越严重了。

放在平时,这种情况很好解决。他们只要把孩子带到医院,有一定的医患信任在里面,面对面的沟通会好一些。如果病情真的复发了,我也可以帮忙协调收治入院。现在因为疫情,我只能给她一些建议。

当孩子出现暴力的时候,首先要安抚,尽量避免激化矛盾。如果很严重的话,需要采取措施强制送医,平时的话,还可以找亲戚朋友帮忙,现在连邻居都帮不了,只能跟居委会反映情况,再找警察求助。

“回家的最后一米”

其实不光是病人,我们医护人员在病房里待了这么长时间,心里多少也有些焦虑担忧。不过大家都学过心理咨询,能快速调整好自己的状态。

对我来说,工作、生活上的困难都可以克服,唯一担心的是家人。我儿子9岁,由60多岁的外婆照顾着。封控前,家里储备了很多物资,我也帮忙抢过几次菜,志愿者送到家里。

妻子比我更忙。她所在的街道是上海最先出现疫情的地方,从2月底开始,她们社区医院除行政人员外,几乎全员都在外面采样。之前门诊都停掉了,后来居民有配药需求,就开放一两个站点配药。

刚开始,她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出门,凌晨一两点钟回来,这种状态持续了一个星期左右,之后变成了隔几天回一次,再后来没时间回了,睡办公室。这两个月,她回家的次数一个手指头都数得过来。

2022年4月4日上午,医护人员为志愿者进行核酸采样。资料图。

她的采样对象里每天都会发现阳性。有一次爬楼梯时她晕倒了,只休息了一晚,第二天又出去了。

刚开始她也担心被感染,开玩笑说万一我不行了怎么怎么的。我安慰她,没那么严重,尽最大的努力保护好自己,让自己尽可能最后倒下。

我心疼她,但我们是医生,选择了这个职业,就应该承担这个责任这个压力。

有时候她也会抱怨,“坚持不下去了,太累了。”

我最心酸的是,有一次她说“儿子没人要了”,我听了心里特别难受。

儿子从小到大没有这么长时间离开过父母。人家小朋友都有爸爸妈妈陪着上网课,他就一个人。现在一打电话,他就问我,“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?”问他妈妈,他妈妈每次都是,“过两个星期就回去。”

往常他的作业我带的多一点,现在也没人管,小朋友又比较调皮,我估计学得也很差。

21号居委不让我回家后,我后来找到居委会领导,对方说,只需要提供医务人员工作证明、往返医院上班的证明,就可以回去。

4月29号,我们病房出去支援的医生回来了,我就可以回家休息下,陪孩子过“五一”。妻子(还是)没有休息。

我在精神科工作了13年。很多年前面试时,面试官问我为什么来精神科,我说,我觉得这些病人有时候可爱得像个孩子,需要我们很有爱心;有时候又弱势得像个老人,需要我们的耐心照顾。我喜欢这份职业。

这些年,我帮不少精神病人维过权,他们有的工资、房子被人侵占了,权利被人剥夺了;我也帮忙解决过家属不管他们、拖欠医药费这类难题。

疫情过后,我会继续做一些科普,让大家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精神病人:并不是所有的精神病人都很恐怖。希望能打通精神病人回家的最后一米路,帮助他们回归社会。

等疫情好转后,(可能)很多焦虑、抑郁的病人会来医院做心理咨询、配药。根据以前的经验,精神科病人就医的高峰还在后面。

(应受访者要求,刘文辉为化名)

责任编辑:黄芳 图片编辑:金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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